走出匈奴文化认识误区
   
　　我国考古人类学的一代宗师李济先生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振聋发聩地指出：“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然沉浸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2000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
   
　　过去一讲黄河文化，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汉民族的发祥地。其实这个概念是有待修正和完善的。因为阴山及河套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故地。《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卷下所载，五原郡禾固阳县西北的头曼城，就是当年匈奴族首领头曼单于的驻牧中心及以他为首的匈奴部落联盟的政治统领中心的所在地。西汉元帝时，熟悉边防事务的大臣郎中侯应就指出：“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即屯聚）其中，制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意思是阴山和河套一带是匈奴民族依山（阴山）靠水（黄河）在此生息繁衍、猎牧为生的苑囿和制作弓矢的军事手工业基地。
   
　　考古学家们在阴山岩画上发现的马、牛、羊画面和匈奴墓葬中发现的马、牛、羊殉葬遗骨，说明河套地区先民少数民族驯养家畜之早、之优。他们逐水草而居，因牧猎而兴，使这里成为“亚细亚古老畜牧业的发源地”（俄  彼得洛夫语）。在阴山岩画中发现的众多射猎图、牧马图、穹庐毡帐图，艺术地再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狩猎生活场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匈奴是“中国古代民族。公元前3世纪形成部落联盟，冒顿单于统一各部，统治大漠南北广大地区”“汉王朝先后在匈奴故地设置朔方、五原、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郡”。直到公元13世纪，元代诗人周伯琦还赞扬河套地区“朔方戎马最，趋牧万群肥”。可见这里牧业之盛全国有名。
   
　　《中国国家地理》卷首语撰稿人单之蔷先生说得深刻：“唐诗宋词对我们的历史观影响很大。‘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我们就是读这些唐诗宋词长大的，殊不知我们的血管里就流着匈奴的血。由于我国的北方经历过无数次的民族大融合，就像历史学家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的总结：既是汉化也是胡化的双向过程。匈奴的消失，其实是不断地与汉族通婚，消失在汉族当中，从《晋书》中一篇《北狄传》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们的意识和历史观是农耕的汉民族的，但是我们的基因、肉体却是农耕和游牧融合的。谈起中国的历史时，我们总是用思想鞭挞肉体。”
   
　　唐太宗李世民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何况，匈奴本来就是夏的后裔，司马迁就说过：“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所以，丑化匈奴、仇视匈奴的历史观、民族观是不正确的，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要更多地看到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走出匈奴文化的认识误区。
   
　　鞍马文化：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
   
　　英国散文学家布封先生说，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乃是对马的征服。东方和西方开始往来，是因为有了马。阴山一带河套地区的匈奴民族就是世界上最早驯服马的民族之一。人类第一次跃上马背，大约是3800年前的事情。中国新疆蒙古族学者孟驰北先生认为，是匈奴民族有效地驯养了马，使大规模放牧牲畜成为一种生产方式，也使依据马、牛、羊、驼的习性和种类分群放牧成为游牧业的一大类型。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清理的一座战国时期的匈奴土坑墓中，出土了马衔、铜泡、铜兽、铜戈、铜牌铈、环首青铜刀等。

　　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和公苏土毛发现的7座匈奴墓葬中，出土的家畜骨骼属于马、牛、羊。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呼鲁斯太的3座匈奴墓葬中，2号墓出土马头27具，呈三行排列，出土车饰1件，马面饰19件；3号墓出土马面具8件。巴丹吉林动物岩画中，也发现马占第一位，其次才是羊、驼、牛；马的画幅占2/5，羊约占1/5。驯马的成功实践，使分散的匈奴人凝聚为强大的部落联盟，打破了血缘的民族关系，出现了以地缘为核心的领地、故土和故乡的概念，为游牧国家百蛮之国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匈奴人的主体性与马的速度和灵活性完美结合，人马浑为一体，增强了匈奴人的机动性和流动性，从而彻底改变了游牧社会的内部社会结构和社会形象，使匈奴社会成为文明类型。
   
　　美国历史学家雅·布伦诺斯基考证后总结说：“从一种意义上讲，战争是由马引起的，当时是游牧民族的一项活动。这就是匈奴人带来的东西，这就是佛里吉亚人带来的东西，这就是蒙古人最后带来的东西，很久以后成吉思汗将它推上了高峰。”
   
　　懂马术，建骑兵，使游牧部落来去如风，改变了战争的组织方式和攻守态势。公元前200年，匈奴首领冒顿单于以40万骑兵围困汉高祖刘邦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曾经以马的颜色编队，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马，北方尽乌骊（黑色）马，南方尽骍（赤黄色）马。

　　真可谓战马如云，龙气冲天，锐不可当。北方民族史专家勃尔只斤·吉尔格勒先生在《游牧文明史论》一书中说：“马镫的发明和发现，与农耕民族发明耕犁一样，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的意义。马镫是游牧人生命的起点，马镫解放了游牧人的双手，骑手们无须再用双手紧握马鬃奔驰，骑手变成了骑兵。”考古学家们发现，在漠北诺颜山匈奴6号墓出土有木马鞍和穿马镫的孔洞。

　　在内蒙古阴山等地的狩猎岩画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马鞍、马镫装备的马被持弓猎人手牵的画面。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匈奴人剽悍尚武善骑射，与他们较早使用马鞍和马镫有直接的关系。考古学家已经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发现了相当于商周时期的铜铸武士和骑马武士形象，认为属匈奴的青铜文化阶段。铜人作骑马蹲裆式，右手持短剑，左手放于胸前，作刺杀状态。骑马武士，头上戴盔，双手放于胸前，作持缰之状。考古学家田广金先生推测，当时的游牧部落已经是“以马上战斗为国”，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至于鞍马文化在中原的出现和发展，是汉族学习北方少数民族骑射的产物。没有胡服骑射，就没有震惊世界的秦骑兵，也不会有号称世界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

　　青铜艺术：草原文化最耀眼的标志
   
　　匈奴早在戎狄时代已经完成了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牧）业的分离。那时，已经有了金属的加工，有了城邑中心。那种发展的水平在向华夏文化的借鉴下并不较它的邻族落后多少。2005年4月，内蒙古博物馆展出商、周、秦、汉时期珍稀青铜器43件（套），主要是匈奴、东胡的文物。全部是珍品，大部分是国家一级文物。品种有青铜器礼器、青铜兵器、青铜车马具、青铜饰牌和青铜日常生活用品，观众评价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艺术欣赏”。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尼·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的“匈奴的起源与匈奴艺术”一章中说：“在历史的黎明时期，中国人就知道有所谓胡人者居于中国边境，在鄂尔多斯、山西及河北北部。”“匈奴人作为一个可怕的强盛民族而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在公元前第三世纪。”“赵武灵王（公元前325~299年在位）并且从匈奴人手中夺下了山西的极北部（大同地区），以至于今日为鄂尔多斯的北部（约公元前300年）。

　　为了抵制这些游牧人的进攻，秦国（在陕西）与赵国（在山西）的汉人在加强有效的部队的同时，把他们的重车兵改变为灵活的骑兵；军事上的革命引起汉人服装的全部改变，远古时代的长袍遂于那时从游牧人处学来的骑兵长裤所代替；汉人骑士们还从那里借用了羽饰帽、三尾服和在战国时代在艺术上起过很大作用的腰带环子”。
   
　　岩画专家杨君先生则研究发现，阴山等地的匈奴动物岩画与鄂尔多斯青铜器动物纹样，无论在表现题材及构图风格上都存在一致性。显然，青铜时代推动了从邦国农夫到草原牧骑的巨大变革，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杀戮、战争和强权，但是从根本上讲，它带给人类更多的是劳动的便捷、审美情趣的提高和生活的富足。这正像青铜本身，它被铸成了铮铮的利剑，同时也被铸成了礼乐的鼎鼐，铸成了开怀畅饮的酒器。青铜时代在草原文明的光荣史册中，永远留下了它独有的凝重和辉煌。
   
　　据最新考古发现介绍，1994年，在巴彦淖尔市的乌拉特后旗发现了一处大型古铜矿遗址，其历史可上溯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大量出现的匈奴时代。那里，采矿坑、炼炉、炉渣、石臼以及精选的矿石历历在目，说明2000年前的匈奴，为了生产青铜制品，采矿、冶炼、熔铸各生产环节无一或缺，生产力水平已经很高。
   
　　草原文化学者董恒宇先生说得好：”匈奴文明建立了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草原王国，创造了中国最早的骑士文化，引起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较大范围的碰撞，实现了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可以说，是自商国以后，匈奴帝国虽然长期游牧于北方大草原，但是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始终保持着密不可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这种格局在中国北方以至亚洲中部持续了千余年。

　　以匈奴为主体的北方民族，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匈奴帝国衰败以后，部分北匈奴西迁，部分融于鲜卑，南匈奴入塞归汉。此后，五胡十六国时期，仍然继续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总之，我们同意著名考古学家田广金、郭素新先生的观点：“匈奴不仅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对世界历史均产生过重大影响，确实应该大书特书其历史贡献。”